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行纸币的国家，其他国家使用纸币要比我国晚数百年，因此，有关我国早期纸币的文物是极其珍贵的。这些文物可以使我们了解最早的纸币是怎样的。
宋代纸币至今尚未发现有实物，但是有三组被认为是宋代印制纸币钞版的文物。
第一组(一件)被称为“北宋人物仓库图印钞铜版”，此钞板解放前流落国外，现仅有拓片。此钞版起初被认为是交子钞版，后来发现，钞版上有关于此钞在四川以外地区行使的说明性文字，显然不是交子，因为交子在四川地区始终是可以用的。于是人们便认为它是北宋后期在四川以外地区行使的钱引钞版。但此钞版文字草率，图案不够精美，与记载中钱引的样子相差较大，于是有人便认为它是印制北宋后期专门用来兑收当十钱的临时性纸币“小钞”的印版。但是南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中对小钞的样子有记述，进小钞与南宋会子形式接近，票面分三段，上段为敕令，中段为图案，下段为面额及长官签押。这些描述与上述钞版当然不符，因此有人认为此钞版不是宋代文物，是赝品。
第二组(一件)被认为是宋代纸币文物的是“南宋行在会子库印钞铜版”，它是1936年由上海收藏家陈仁涛用五千银元购得的。许多文物鉴定家都认为它是宋代文物，珍贵异常，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于它也有人提出疑问，上文已述会子应为“三段式”，现在只有上段与记载相符，中段下段差异较大。特别是钞板“大壹贯文省”为竖写，字较小，而谢采伯所记却是“横写”大字，且无“大”字(仅为“一贯文省”)。另外，与记载中的钱引相比，此钞版的图案、文字似还嫌粗糙;“行在会子库”几个字较大与通常习惯不合等。颇有意思的是，此钞版行世以后，还有人仿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通史》第五册就误用了仿造品的拓本图片。仿造品把“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误为“防伪造会子犯人处领”，把“进义校尉(官名)”误为“进义校听”，说明仿造者对历史知识的缺乏。
第三组(共八件)是所谓关子钞版，它们是1983年7月在安徽省东至县废品中转仓库中发现的。许多文物鉴定家和钱币学家都认为它是南宋晚期印制金银现钱关子的钞版。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提出的疑问有:记载中八方印应能拼合成“贾”字状，现有八件难以拼合成此形状;记载中宋代纸币印版都是铜铸的，现有八件都是铅铁质的;记载讲关子上方宝盖幢幡状花纹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现印版中无此字号等等。另外，此印版在发现以前的流转情况也不清楚。
这里应顺带介绍文献中关于钱引、会子形制的一些记载。元代费着《楮币谱》记述了第70至79界钱引的一些情况。印钱引至少要用六颗印，分用三种颜色。第一颗印是勅字印，第二是料例，第三是年限，第四是背印，内容是说明面额钱数，以上用黑色。第五是正面，用兰色。第六是团(圆)印，用红色。印的文字和图案复杂而有讲究。以第70界钱引(一贯)为例，料例用“至富国财并”五字，勅字印花纹为金鸡捧勅图，年限印以“三耳卣龙文”为装饰花纹，背印图案反映的是“吴隐之酌贪泉赋诗”的历史故事，正面印的花纹为“合欢万岁藤”，团印图案为“龙龟负图书”。这些记载说明钱引图案复杂且十分精致。关于会子，除上引谢采伯的记述外，《宋史·舆服志》讲到每界会子有印25钮，其中“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3钮，“提领会子库检查印”5钮，“会子库印造会子印”5钮，“会子库口口口合同印”12钮，其中口口口处有时是“一贯文”，有时是“五百文”或“二百文”等。这说明每张会子上至少应有4方印记。又从朱熹控告唐仲友的奏状中分析，会子也是用几种颜色套印的。
据说三十年代在热河大明城(今辽宁宁城)金大定府遗址中曾发现一张面额一百贯的金代贞佑交钞，但后来下落不明。现在所能看到的也只有金代印纸币的钞版。其中有金北京路一百贯交钞、陕西东路十贯钞钞版(两种)、山东东路交钞版贞、宝券五贯合同版等，此外近年又出土了兴定宝泉钞版、河北平泉交钞铜版等。它们与正史记载的情况也有差异，有的被怀疑为后人伪造，对此学术界曾作过讨论。无论如何，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金代钱币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有些则是研究金代纸币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今人能较多地看到的是元代的纸币。1907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最先在内蒙黑城(今属额济纳旗)元代遗址发现了元代纸币。第二年，他又组队前来，掠走了包括纸币在内的大量元代文物，现在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元代纸币，主要就是科兹洛夫的“战利品”。此后人们又多次在此处发现元代纸币。到了1983年，内蒙文物考古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黑城进行了较彻底的清查，结果又发现元代纸币200多张，其中有正元通行宝钞(内有二贯、一贯、二百文、一百文四种面额的)和至正交钞(只有面额一贯的)两种，较完整的有17张。这些我国早期纸币实物可以使我们对古代纸币有一个感性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