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几乎在它出世不久就开始显示出它的问题。北宋四川交子交官方发行后约五十年，就发生了贬值现象。又过了二三十年，交子发生了严重贬值，于是被钱引代替。这在各种纸币中算是情况最好的。南宋的最主要的纸币会子的情况就要比交子糟得多，它们在创行以后数年中就发生了贬值。开始贬值尚不严重，开禧年间与金朝交战，会子就贬值到面值的二分之一以下。其他纸币如钱引、淮交、湖会等的贬值大抵比会子要更厉害。到南宋宝佑年间(1253一1258)钱引三界同时行用，总数达三十多亿贯，每贯只值七千五百分之一两白银。为了稳定民心，宋廷被迫又在四川恢复发行银会，银会的发行使钱引贬值更为加快，“市井视之粪土不如”(《可斋续稿·救蜀楮密奏》)，宋朝官方只好发行四川会子取代钱引。会子在景定年间(1260一1264)贬值到面值的三分之一(十八界)和十五分之一(十七界)以下，宋廷于是发行新纸币“金银现钱关子”，但新纸币发行以后不久，就又走上贬值老路。
与南宋南北对峙的金发行会子比南宋略早，在行用四十年后发生了严重贬值。此后因与蒙元交战，纸币贬值日益严重。于是不断改变纸币名称，以求恢复纸币的信用。据金人刘祁《归潜志》记，在短短十八年内，先后用过的纸币名称有:宝券、通货、通宝、重宝、宝泉、珍宝、珍会、珍货八种。但是，各种新纸币发行以后很快就贬值。宋朝大臣吴潜看到本国纸币贬值严重，非常忧虑地上奏讲金灭亡的教训:“金人之毙，虽由于鞑(指蒙古)，亦以楮轻物贵……其末也，百络缗之楮，止可以易一(碗)面，而国毙矣。”(《许国公奏议·应诏上封事》)元朝大臣耶律楚材也讲到金灭亡与纸币的联系，他说:金滥发纸币，到最后“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借鉴”(《元史·那律楚材传》)。
元朝正式发行纸币，应当从发行中统元宝钞算起。这种纸币发行于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即行用二十六年时，即已严重贬值。用当时人赵孟頫的话讲，“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到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官方的公文中又讲到:“近年以来，物价踊贵，比之向日，增加数十余倍。”(《元典章·户部》)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纸币贬值到面值的六七十分之一以下。
使用纸币还有一个弊病，那就是伪币更加难以杜绝。伪造纸币比盗铸铜钱更加本小利大，这就刺激了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北宋中期就已出现伪造纸币问题，此后愈演愈烈，南宋后期已成难治顽症。金的伪币问题也很严重。宋、金都为此颁布了非常严峻的刑法，但是这并不能达到根绝伪造的目的。
元代伪造纸币现象比宋、金更甚，民间有民谣专讲此事:“国朝钞法古今无，绝胜钱贯为青蚨。试令童子置怀袖，千里万里忘羁孤。岂期俗下有奸弊，往往伪造潜隈隅。设科定例非不重，赖此趋利甘捐躯。”(李存《伪钞谣》)伪币的泛滥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的进程。
通观宋、金、元三代历史，发行纸币没有不发生贬值的，贬值都造成了市场混乱、社会秩序混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纸币贬值的原因人们不是不知道，纸币贬值的危害当时的人更是谈虎色变，关于如何防止纸币贬值，当时也已有成套的理论，但是纸币贬值的现象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封建国家的理财体制造成的。历朝历代的封建国家，财政上总是支出比收入增加得快，迟早总是要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而这问题总是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灭亡通常总是与财政混乱以致崩溃相联系的，纸币既然是由国家发行的，它就必然成为财政危机的承担者。封建权贵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发行纸币的危害，又不是今天多发明天国家就灭亡那样切近。纸币的增加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恶性循环:财政危机就多发纸币，纸币多发就贬值，为了弥补财政的进一步危机，就只好加倍地多发纸币。宋、金、元、明各朝到最后，发行的纸币都以千万、亿、十亿计，数量耸人听闻。由于纸币发行权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要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是很困难的。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如下的事: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因为官员朱清、张暄创办海运有功，元世祖竟将印纸币的印板赐给二人，任他们自己随意印行纸币，朱、张二人因此成为巨富。后来官方因其“富既埒国，虑其为变”，才找借口把他们杀死了(《草木子·杂制》)。纸币发得太滥，贬值过快，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人们把对当权者的仇恨往往转移到纸币上来，于是便产生了仇恨纸币的情绪。许多着名学者(如叶适、马端临、许衡、丘濬、王夫之)反对发行纸币，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