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国伊始，于武德四年(621)铸行“开元通宝”钱，取代隋朝的五铢钱。这在中国钱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纪重钱币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在六七百年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五铢钱最终告别流通领域。
按规定，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垒，每十文重一两。这对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以往的重量制度，每二十四铢为一两，每十六两为一斤，都不是十进制，实际应用颇不方便。自从有了十文钱重一两的规定以后，“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重量单位，而“铢”这一重量单位逐渐被舍弃，这显然是衡制的一大改进。
然而，关于开元通宝钱的名称即钱文的读法，却存在不同认识。本来，新旧《唐书》的《食货志》都称这种钱为“开元通宝”钱，而成书于五代末年的《唐会要·泉货》明确写道:“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其词(按指钱文)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这里明确讲钱文读为“开元通宝”是“正宗”，读为“开通元宝”是“流俗”作法。再从字义上分析，读为“开元通宝”解释起来较顺，因为“开元”就是“开国”或“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早在东汉，班固就讲过“大汉之开元也夺布衣以登皇位”(《东都赋》)的话。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唐代人写的《唐六典》和《通典》都称这种钱为“开通元宝”钱，于是便认定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有错误。有人则认为错的不是新旧《唐书》、《唐会要》，而是《唐六典》和《通典》。这样就有如上两种对立的看法。
唐代的铜钱(少数大钱除外)形式比较单一，尤其是钱面的币文，粗看起来近乎千篇一律，写的都是“开元通宝”四个字，字体也颇相近(尽管细看则有“左挑”、“右挑”、“双挑”等差异)。如果说唐代铜钱形式还有些什么引人注意的变化的话，那就是在铜钱的背面，有些有所谓“甲痕”，另一些则标有铸造地名。
唐玄宗时人郑虔写的《会稡》记载:欧阳询最初向皇帝进献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无意中在蜡样上掐了一下，留下了一个指甲痕。负责铸钱的官员和工匠不敢妄加改变，于是铸出的钱背上便都带有月牙形甲痕。这一说法在以后撰写的书籍中多次被重复或引录。然而这种说法中存在一些问题:既讲进献钱样的是欧阳询，则讲的应该是武德四年(621)初次铸行开元通宝钱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是唐高祖而不是唐太宗，所谓文德皇后却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当时还不是皇后，不具备皇后的权威。其次，假如如上所述是欧阳询最初进钱样时就使钱样带上了指甲痕，则此后唐朝的开元通宝钱钱背上便应都带上指甲痕，然而实际上带有甲痕的钱在所有开元通宝钱中只是少数。大约生活于五代的凌璠，在他写的《唐录政要》中也记载说，开元通宝钱背的月牙纹是皇后的指甲痕，但留下指甲痕的不是文德皇后，而是唐高祖的窦皇后(太穆皇后)。这种说法似乎有较前种说法合理的地方，因为窦皇后是唐高祖的皇后。但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又指出了其中的毛病，即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钱时窦皇后已经病逝，不可能在钱样上留下甲痕。北宋时(或许较早)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即讲留下甲痕的既不是文德皇后，也不是太穆皇后，而是风流倜傥的唐玄宗的杨贵妃。这种说法晚出，文学传奇色彩较浓，似乎可信程度较差。尽管三种说法都有毛病，但它们全都讲钱背上的月牙纹是甲痕，眼下要完全否定甲痕说似乎还显得证据不足。
除了甲痕说以外，近年有人又提出两种新见解。一种是讲，西方古罗马曾铸行过背面带星月纹的银币，并曾流入中国;波斯帝国在六七世纪也行用过带星月纹的银币，并曾流入中国。唐代开元通宝钱背的月牙形纹可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另一种见解认为，开元通宝钱背的月牙纹是铸钱工匠作的一种记号，用以区分及确定责任的。他们说，钱背的月牙纹不是开元通宝独有的，宋元两代不少钱币的背面都有月牙纹。总之，开元通宝钱背的月牙纹问题还是一个尚未最后解决的问题。
关于“甲痕”的记载还说明了铸钱工艺上的一个重要情况，即样钱的出现。唐初所献的蜡样，就是一种样钱。样钱也有用木料或用铜雕成的，称“雕母”。唐以后，通常在向朝廷进献样钱并得到批准后，再仿照样钱造一定数量的母钱，分配给各铸钱单位，用母钱制作土范铸钱。这样，大大增进了钱币外观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