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铜铲与原始布
商代后期，黄河中游一些地区使用的一种青铜铲形农具—钱，由于它本身的实用性与使用的广泛性而开始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了。这是我国货币的另一重要起源，是布钱的前身。
过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空首布的来源问题存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空首布由农具搏演变而来，清代以后出现了布由“钱”演变而来的说法。以形制观之，“钱”为铲形，“镈”为锄形。农具钱、青铜铲、原始布与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应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搏这种农具曾用于交换媒介的可能，所以人多将布的来源笼统地归于钱镈。1956年，郑州紫荆山北商代前期居址出土1件最早的铜铲。1953年安阳殷墟也曾出土有青铜铲，1976年殷墟五号墓又出7件。它们与农具更为接近，不一定作为货币身份用于殉葬。而1976年陕西临撞西周窖藏出土的4件方梁铜铲，应是以财富的资格入藏的了。1982年河南堰师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青铜铲，形体大为缩小，长仅10.2厘米，已逐渐脱离农具的特点，向布币转化，称为“原始布”。西周原始布在河南洛阳、临汝，山西太原都有出土，传世品也很多，清叶倪模《古今钱略》、李佐贤《古泉汇》及近人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都曾有着录。据今所见，原始布大致有3种形式。
(1)形体重大古朴，与农具钱(铲)没有差别，钱面多无文字，实际上它既是农具，又充当钱币使用。
(2)銎部较短.其下端已退缩到钱身的上部，并且分歧为二。钱面、背中部都有一道竖纹，象征原来銎部隆起的背。肩部平直或稍耸，足面微内凹，钱面出现简单的铭文，如益、山、六等
(3)銎的下端已美化，出现一道线纹装饰，钱面文字也较为复杂。如卢氏。
《诗经·卫风·氓》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毛传:“布，币也。”这是古文献关于布即币说的一条最早材料。但后人多疑汉儒的解释，释布为“布匹”，说是以物易物的，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
这种早期的原始布发现少，价值颇高，今定价2000元以上。
(四)铜饼与青铜块
西周中期以后，铜器铭文中记载用“金”之例己超过了用“贝”，“锡金”、“罚金”、“寽金”、“赤金”等语屡有出现，并以“寽”为单位，寽即鋝，西周时金属重量单位，《说文解字》:“鋝，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周礼·冶氏》郑玄注:“三寽为一斤四两。”说法不一。西周铭文中还多有“取遗”若干寽的记载，‘遗”字从辵、从贝，有货币流通之意，以寽计，当指铜贝。这些都反映出金属货币的流通日益普遍了。
西周的铜币多为饼状或块状，是早期称量货币。近年来江苏金坛及邻近地区的商周时代吴文化遗址发现多起青铜窖藏和随葬的青铜块，有的一次重达150公斤。1976年，陕西临撞县零口街西周遗址也曾出有铜饼。
此外史籍还有记载周人以斧斤为货币的，如《易·旅》“得其资斧”。资斧即资斤，据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东周的布钱常铸有“釿”字大抵是沿于斧、斤字。朱活《商币篇》列举湖南宁乡曾出土的一件商代兽面纹铜罄内贮铜斧2从件“，数量相当可观，像是当作财富贮藏起来的。由此推断以斧为币在商周时期可能是有过的。
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货币的萌芽起源阶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以物易物的旧习的痕迹，所以，用以充作币材的种类很多，《管子·国蓄》中还有“(先王)以珠、玉为币”的记载，史籍中将贝、玉并列的例子很多，那么玉这种本身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又可作为装饰品的物质应是和贝同时在社会上流通的，文献中大量记载的有关商王朝对玉的聚敛及考古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据都可印证这一点。仅妇好墓一墓出土玉器就有755件。西安洋西张家坡和客省庄西周墓地出土玉器种类繁多，计有串饰、戈、戚、斧、磺、柄形饰、鱼、蝉、蚕、兽等多种。凡奴隶主贵族墓中殉玉是不可少的。可见，玉这种货币正如史书记载的属“上币”，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间流通的。其它一些装饰品如仿海贝的石贝、骨贝、角贝、蚌贝、陶贝在墓葬中也较常见，但数量少，制作不精，较多的可能是随葬用的冥钱。这些贝今定价一般为10至50元，玉贝可至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