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钱”又称“起义钱”，指的是历次农民起义军发行的钱币。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在旧时一些钱币着作中，农民起义钱被视为“伪品”附于“正用品”之末。这种状况现在已经改变。
最早的起义钱，当推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的“大齐通宝”(钱币界有人认为是五代十国南唐徐知浩所铸，其国号也称“大齐”)。黄巢于880年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这种钱至今只发现过二枚，而且都有残缺，一枚缺了一块，称“缺角大齐”，另枚钱上曾被小孩做毽子时钻了四个小洞，称“四眼大齐”。“缺角大齐”为清咸丰时杭州泉家戴熙独有，咸丰十年，太平军攻下杭州，戴氏身亡，“缺角大齐”去向不明。后来有的古玩商，竟高价买下戴氏住宅，挖地三尺，仍不见踪影;有人还不死心几次转卖，重拆，重挖，连泥土都过筛，还是徒劳无获。“四眼大齐”发现于北伐时期，为钱币学家戴葆庭得自江西都阳某杂货店主之手，四个小洞为店主儿子的“杰作”。
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义军也铸过钱币，名为“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这是李顺攻占四川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后铸造的。
元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就如民间流传一首《醉太平》小令所述的:“堂堂大元，奸俊擅权，开河变钞(指驱使十几万人重开黄河故道，变更钞票，滥发纸币)。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终于导致红巾大起义。各路义军占据一方建立政权，铸造钱币，计有:刘福通、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张士诚的“天佑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陈友谅的“大义通宝”;朱元璋的“大中通宝”等。前面讲过，明熹宗朱由校也曾铸过“天启通宝”钱，但在写法上不同“徐天启”，明代天启的“启”旁作“户”，“徐天启”的“启”旁作“户”。元末农民起义反对元朝，所以钱文只称“通宝”不称“元宝”。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分别铸有“永昌通宝”和“大顺通宝”。1986年西安市内翻修马路出土大批“永昌”钱，说明西安在当时是这种钱的主要铸地。“大顺”钱主要产地在四川成都，背后有“川”字者极罕见。张献忠失败后，其养子孙可望进人云南建立政权，铸有“兴朝通宝”钱。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反对殖民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农民战争。洪秀全在1853年定都天京后，铸“太平天国”钱，铸量相当可观，流通极广。有一种黄铜质的“太平通宝”，背有日、月文，钱币制作不精，却十分珍贵，这是上海小刀会铸的“日月钱”，意即“反清复明”，这也是上海地区唯一可考的历史铸币。刘丽川在1853年领导小刀会起义占据南市，在豫园点春堂设指挥部，一度建立政权，后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下退至上海西部虹桥一带失败。有一种“义记金钱”，其实不是钱币，相当于一种“会员证”，它是由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的分支浙江平阳“金钱会”所铸，作为入会的“凭证”。
历代农民“造反钱”传留至今，日趋少见，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必须指出，历史上还有一些“造反钱”另.当别论，如唐代叛将安禄山、史思明所铸“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以及1933年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所铸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十文、二十文铜元、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溥仪所铸的伪满洲国币，这些钱币与农民起义军钱币有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