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钱币与西方货币在形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中国古钱以文字为主，极少有图画;而西方货币则是以图画为主。比如，古代希腊、罗马和威尼斯的钱币，都刻有动植物图案或者帝王的头像。在中国，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在四川铸造的一种银币上出现了光绪皇帝的头像，而且工艺水平很差。
中国古钱上镌刻文字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钱币文字虽说没有刻意追求书法艺术效果，可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金文特有的明快质朴之美。秦始皇荡平六国、一统天下后，规定以外圆内方的半两钱为全国统一的货币。这种钱币上的“半两”二字就是由宰相李斯书写的。李斯在书法史上一个突出的贡献是把六国的旧文字统一为规范的小篆。这种小篆后人一般称之为玉着篆，着是筷子的意思。“玉着篆”的特点是笔划如锥刻石，纤细有力，拐弯为圆角，匀称端庄。李斯本人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从他遗留下来的碑刻以及“半两”钱文看，他的书法笔力雄劲，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从钱文角度看，王莽所铸的“货布”用“悬针篆”，字形趋于精美，只是“玉着篆”的别体;北周时期的“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都是玉着篆的精品，其中的“永通万国”被称作“六朝之冠”;而金章宗时铸的“泰和重宝”无论是书、刻都是上上之选，被称为玉着钱文的极品，其完美精整的程度堪与现代的机器制币相媲美。
大概是受到李斯的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比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铸行的“开元通宝”就是由初唐书法大家欧阳询手书。宋代钱币中数量最多的元丰钱，是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开始铸造，有篆、隶、楷、草四种书体。其中隶书的钱文沉着豪迈，据说是苏东坡的手笔，所以被称作“东坡元丰”。宋哲宗元佑年间(1086一1094)，司马光和苏东坡用篆、行两种书体写过“元佑通宝”对文钱。所谓对文钱，就是指钱币的大小、重址完全一致，只是书体有所区别。前面提到的“泰和重宝”钱文则是由当时北方一流的书法家党怀英书写。
由名人、名家题写钱文的现象到明代中叶出现了变化。这时的钱文都出自匠人之手，字体死板呆滞，不讲结构布局，更谈不上书法艺术了。直到清代咸丰年间，如宝河局铸造的钱币，才由太史周尔墉所书，字体秀美俊逸;而小平铁钱上的文字传说是着名画家戴熙书写，所以现在一般称之为“戴书咸丰”。不过，达官名人们对书写钱文也并非都是“来者不拒”的。同样在咸丰年间，有人请寿阳相国书写“咸丰重宝”钱文，却被他拒绝了。原来，宋代专事弄权卖国的奸相蔡京曾书“崇宁重宝”大钱，寿阳相国生怕因写“咸丰重宝”而破坏了自己的名声，故此不肯应承。此事虽然近似笑话，可是却包含着人品与书品的辩证关系。
有趣的是，一些擅长书法的皇帝也耐不住寂寞，往往在钱币上施展一番身手。这种由皇帝书写的钱文通常称为“御书钱”。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第一个书写钱文的皇帝是宋太宗赵炅。
他亲笔题写了楷、行、草三种书体的“淳化通宝”钱文，而钱文中出现草书也肇始于此。当第一批御书钱铸成后，宋太宗将它们分赐近臣，以表示自己的关怀。有个叫王禹偁(cheng)的大臣也分到了一枚。不久，王禹偁因故被贬职，便写了一首诗聊以自慰:“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这“御书钱”指的就是“淳化元宝”。后来，宋太宗改年号为“至道”，于是又写了“至道元宝”钱文。
在历代皇帝中，书法成就最高的大概要数宋徽宗赵佶了。
宋徽宗在治国安邦方面无能至极，最后还和他的儿子一起当了金兵的俘虏，可是他对琴棋书画却情有独钟。尤其他的书法，铁画银钩，别具一功，世称“瘦金体”。宋徽宗共在位二十六年，用了六个年号。除“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之外，政和、重和、宣和三个年号的钱币中某些版别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御书钱极少数为铜色银白(称“白铜”)，其中文字镌刻深峻、精美异常者可能是当时的样钱或母钱。母钱宋代称为锡母，质地是铅，是铸钱用的模子。对收藏者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珍品。
值得指出的是，钱文书法在我国古代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从清代的乾隆、嘉庆时起，收集古钱成了一时风尚，但那还仅仅是把古钱当作古董而已。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个叫郑师许的文人才首先提出要重视古钱文的书法，为人们指出了一条临摹、学习古人书法的新途径。
有人认为，书法有三难:篆刻难、书匾难、制钱文难。其实，印文和匾文的难处，在于书法中所说的“小字疏可走马，大字密不透风”，而钱文受外圆内方的形式束缚，其布局结构的难度要远远超过印文和匾文。钱文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对爱好书法的人来说，很值得仔细揣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