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继位。只保留户部宝泉局和江南省江宁局铸“康熙通宝”制钱，其余各局停铸。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复铸行，此后又相继停铸行。康熙通宝钱铸行时间长达六十年，铸量较多，但版本较简单，北京宝源，宝泉两局沿“顺治通宝”满文钱式，背文满文，其它各地钱局所铸，背文满汉文局名各一字，民间为方便记忆把这钱币钱局名串成了一首诗“同福临同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西”两种，但数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宝钱有大小两种，重量也有变化，起初每文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减为一钱，四十一年时又改回一钱四分，并规定每千文兑银一两。同时推出一种轻钱，每文重七分，千文兑银七钱。促使铜钱重量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维持一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规定，此规定创于元朝，经明朝，民间已习惯，到了清初时，因为每年白银输入量增加，银价下降，同时铜产量浙减，而铜价不断上涨，钱价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钱价上涨而相对减少，购买力同时下降，生活成为问题。政府也因为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钱价，使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解决生活问题，使社会稳定。二是对付私铸，顺治康熙两朝，因内战不断，铜的生产运输都成问题，民间缺铜，供不应求，销钱为器是有利可图的，政府虽一再规定严禁，但因有利诱，仍有铤而走险之人，每年毁于私铸的数以万计，影响很坏，而私铸情况就更严重了。清政府虽用严刑厉法对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政府一方面严令二品以下官员不得私藏铜器，各寺庙不得铸造铜像及法器，同时增加钱的重量，使私商无利可图。又铸造轻钱，使老百姓方便周转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为人口增长加速，生产增加则有限，物价无法降低，农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强温饱而已，但凡遇到天灾人祸，便难以维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则康矣，熙则未必”，生产上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便不能增加，仅仅依靠平抑物价等手段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时的清政府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用增加减少钱的重量以抵制私铸。
“康熙通宝”满文钱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钱，为福建省造，现存世有“子、丑、寅、巳、未、申、酉、戌”八种。此外康熙通宝钱中有一种异品，后人称为“罗汉钱”。此钱比通常的“康熙通宝”略小，为京师宝泉局造，此钱“熙”字有异笔，钱铜色金黄，铸作精良。关于此钱传说很多，一是说因为康熙年间西部边境发生叛乱，朝廷派大将年羹尧前去平定。因军响难以为继，正一筹莫展时，有一寺院僧侣主动献出寺内所有铜器和十八尊金身罗汉以作铸钱用。年大将军因此感动，命铸钱时故意留了点“小秘密”，以便日后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泄露，也就无法回收了。另一说是在康熙六十大寿时，户部宝泉局用金罗汉铸钱，并将这种钱放在寺庙罗汉的腹内充做佛赃，在皇帝寿辰时分赠给各级官员以作纪念，等等。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货币发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宝”传世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后，仍以杜绝私铸，平抑物价入手，防止白银外流，实行铜钱紧缩政策。于雍正元年铸行“雍正通宝”，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钱重一钱四分，力求精美标准，大小分二类，大钱与“康熙通宝”大钱相仿，小钱直径2.4厘米，当时全国共有二十多个钱局，都是康熙时局，雍正规定一省只设一个钱局，于四年时，改山西局为宝晋局，山东局为宝济局，台湾省局为宝台局等等。九年时又在江南增设了江宁宝安局，在西南分别设立了四川宝川局，贵州宝黔局，湖北宝武局等，又停撤了临、清、宣府、蓟、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最终得以实现，私铸情况也有减少，后来西北战事扩大，西南边铸也发生叛乱，战事频起，雍正十一年时，再次实行铜钱减重，变为每文一钱二分，后清朝百余年制钱重量要求没有变化。顺治通宝钱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宝泉、宝源泉钱式，背文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满文钱局名，其中“川、桂、陕、福、台”等，极少见到。由于雍正帝钱法严谨，私铸较少，所以雍正通宝制钱上都边阔字正，形态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于热河行宫，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铸行“乾隆通宝”要求仍重一钱二分，该钱书法铸工都比雍正时更为精美。最初清政府仍继续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钱局较雍正时有所增减，首先在乾隆四年，停了宝河、宝巩、宝济三局，于乾隆五年时开宝福局，七年开宝桂局，十年开宝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钱不加锡，以铜、铅、锌配制，称之为“黄钱”，在乾隆五年规定在铸钱铜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锡，称为“青钱”。官方说是为杜绝私钱，实则无异于减重。“乾隆通宝”版式很多，钱文方面京局的多用宋体宝浙局多用楷书，宝陕、宝顺两局用隶书，但大多数地方钱局用宋体。乾隆四十年时，私铸情况日盛，各省官员出现盗铸，政府对此无计可施，加上云南铜产量逐年递减，导致铜价飞涨，铸钱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清政府继而又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先后停铸了宝直、大理、广西、临安等局，同时鼓励商人从海外进口铜材。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铸虽有所减少，但官钱不见增加，民间交易缺钱，就出现了使用古钱的现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继开了宝直等局，同时放宽了铸钱的标准，所以导致乾隆后期制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大不如初的情况。此外在乾隆朝时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宝”红钱，是以新疆产铜为原料，在新疆地区铸行的，此后各朝均有铸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让位，仁宗登基，改元嘉庆，嘉庆年间，清政府允许百姓使用白银，并且再次整顿钱制，增加铸造量，铸行“嘉庆通宝”，最初所铸力求工整美观，钱重一钱二分，面文仍用宋体，背文为满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书，穿左用楷书，有“福、寿、康、宁、桂”也有穿右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楷书“福、寿、康、宁”连在一起为一种吉语，是钱局为吉庆所铸之钱，也叫“吉语钱”，参与流通。在嘉庆年间，由于政府开支加大，官炉偷工减料，各地方钱局所铸制钱质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钱重减轻，钱体减小，钱质低劣，等等，民间把这种制钱称为“局私钱”以至到嘉庆末年，朝廷对此束手无策，下旨允许缺铜的钱局自行停铸，如要继续出钱，必须足重一钱二分，否则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纷纷停铸。市面上的铜钱有所减少，使得物价也跟着下跌了。
从顺治到嘉庆是清朝的盛世期，社会生产较稳定，在钱制上是明朝的延续，在发行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为小平钱，有利于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铸行“道光通宝”，钱制沿乾隆，嘉庆成例，道光年间，因为鸦片的非法输入日渐严重，白银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银价上涨，以往千银兑白银一两的情况不能维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刘良驹奏称：“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两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银贵钱贱，铜钱购买力下降，政府是赔本铸钱。西南各省钱局不断减重，由一钱两分，减为七八分，民间私铸钱更是减轻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银价暴涨，各省钱局发生严重亏损，纷纷停铸。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师两局，宝云、宝浙等几局出钱，宝川、宝直、宝黔仍属私铸，是地方官员与钱局人员勾结铸造。因而“道光通宝”制钱大小轻重不一，比较正规的在2.2厘米左右，轻小的就不一了，且相当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