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国2年).因尹昌衡率军人藏平叛而代尹继任四川军政府都督的胡景伊,在继续铸造“汉”,增铸重七钱的二百文大面额铜元一种。币面中心直书“贰百文”面值.两旁分列嘉穗图案,上沿糖年号“中华民国二年”,下沿锈厂名“四川造币厂造”,左右分列十字花星。钱币背中央为交叉双旗图,外环殊圈,上沿锈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下沿锈英文“200 CASH(200仙)。这是民国时期四川铜元中唯一使用英文的一种。铸造钢元面额愈大,获利愈厚。胡景伊铸造之二百文铜元。一枚可换当十文铜元二十枚。一枚十文铜元重二钱,二十枚共重四十钱,而一枚二百文铜元仅重七钱,故胡景伊每铸一枚二百文铜元,即可掠夺人民财产十文银元十六枚半。当年所铸二百文铜元则多达200万枚左右,此后逐年增大铸量。1917年(民国6年)罗佩金、戴戡人川主政后,干脆停铸十文、二十支四川铜币,其铸五十文、一百文四川铜币及二百文双旗铜元。至民国13年前后,四川境内大面额二百文铜元完全充斥市面,小面额铜元销声匿迹,或流出省外,或被熔化改铸。民间交易缺乏小面额铜元找补.不得已而将双旗二百丈宰为两半,或宰为四块,当一百文及五十文使用,四川民间俗称其为“宰板”。
1917年(民国6年),刘(存厚)、罗(佩金)、戴(欹)之战后。在四川境内逐步形成了大小军阀划区驻防,就地筹饷的“防区制”。各地军闾为筹措军饷及牟取暴利,纷纷自设造币机构,开机铸造四川铜币和双旗二百文铜元。据193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编《四川金融风潮史略》记载:“自民五军兴以后。无年不内战频仍,军民财政四分五裂,大而师旅团部,小而县署乡场,无不自购手摇机。收买制钱.任意滥铸,以供支使。”各地军阀私自铸造的铜元多为大面额一百文四川铜币及双旗二百文铜币。因此现今存世之“汉”字一百文及双旗二百文铜元版式较多。尽管严格地说只有成都造币厂及重庆铜元局所铸铜元,才能被视为四川民国时期铜元的正版,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军阀割据的历史背景所决定,各地军阀所铸铜元亦完全与成渝两厂所铸正版铜元等值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对于这一类军阀私自设厂铸造的铜元,很难与民问私铸铜元等同看待,只能视为正式流通货币。
双旗二百文铜元由于不是单一铸造者生产,故其版式亦相应较多。仅仅是有明显差异的版式也在数十种以上。双旗二百文铜元可按其币背交叉双旗下垂之旗缨不同而分为两大类版式,旗缨垂直下垂者,带称“直缨版”;旗缨环绕旗杆下垂者,俗称“曲缨版”。
双旗二百文直缨版又分红、黄铜质两种。其黄铜质者,铸工精美,文字规范,英文书写正确,纹饰清晰,当为民国2年(1913年)四川建币厂早期铸造品。现存世之双旗二百文铜元中,直缨版数量较少,仅占百分之一二。双旗二百文直缨版红铜质者,大多铸工粗糙,文字浮浅。英文书写大小不一。双旗二百文红铜质直缨版与黄铜质直缨版相比较,二者大相径庭。红铜质直缨版非成渝两地造币厂所铸,应无疑义。曾有人认为双旗二百文直缨版红铜质者为川陕苏维埃根据地仿铸,其用途是为了前往白区购买物资。据现在所知的材料证明,川陕苏维埃根据地正式铸造铜质货币的时间为1933年(民国22年),其早期生产工艺为手工打制。1933年10月,红军攻占达县,缴获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同年11月,川陕苏维埃造币厂在通江正式成立,从此开始机铸铜质货币。1933年时.四川境内已全部使用川铭嘉穗图200文铜元(即俗称之小200文铜元),川铭嘉穗200文铜元重仅四钱,其从民国15年(1926)出笼以来,原在四川境内流通十余年的双旗二百文(重七钱)及“汉”版一百文(重五钱八分)、“汉”版五十文(重五钱)尽皆隐匿不见,或被收回改铸,或流入两湖地区。川铭嘉穗小200文铜元在川省白区已流通多年的情况下,川陕苏维埃根据地如仿铸白区铜币。亦不会仿铸双旗二百文直缨版,而只能是仿铸川铭嘉穗小200文铜元。这样更合乎情理。更何况1933年(民国22年)时,四川境内大小军阀纷纷自设造币机构,大肆滥铸川铭嘉穗小200文铜元。刘存厚设在达县的造币厂亦不能例外。故红军缴获的刘存厚造币厂机器设备中,其铸币模具亦应当是小200文印模。川陕苏维埃造币厂以其仿铸白区铜元顺理成章,完全没有必要另行刻制双旗二百文直缨版新模进行仿铸。
双旗二百文红铜质直缨版之铸主,应为川省境内某地方军阀。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私自设厂铸币之风尚未兴起.即有少数亦未成规模,多为购置手摇机具,小批量铸造,其雕模制版及铸造工艺皆不能与成渝两地造币厂同日而语。故铸工粗劣的双旗二百文红铜质直缨版存世量颇少,甚至少于黄铜质直缨版的存世量。双旗二百文直缨版无论红、黄铜质者,皆可按其币面之嘉穗图麦穗大小,有无麦芒及麦芒长短、麦粒疏密,而分为若干小版式(见图205-208)。
双旗二百文曲缨版亦有红、黄铜质两种。红、黄铜质者皆较多见。双旗二百文曲缨版存世量稍多。民国7年(1918)“防区制”实行后,四川境内各地军阀纷纷自设造币工厂,购置机具,滥铸铜元。各地军阀铸造之铜元,在民国15年(1926)之前,多为大面额“汉”版一百文及双旗二百文铜元。双旗二百文即此类曲缨版。因此,曲缨版双旗二百文可分之小版式,远多于直缨版双旗二百文。曲缨版双旗二百文之黄铜质者,其雕模之精细程度,铸工之佳好程度,皆不及四川造币厂早期铸造之直缨版双旗二百文黄铜质者,这与各地军阀滥铸双旗二百文铜元不无关系。而曲缨版双旗二百文红铜质者,其铸工却远胜直缨版双旗二百文红铜质者,这又是因为此时各地军阀私铸铜元已非其早期规模,其铸造工艺已达到较为正规的程度。
双旗二百文曲缨版无论红、黄铜质,其小版式皆颇多。其币正面中心“二百文 ”三字书写之大小即有明显差别的多种版式。其嘉穗图之麦穗亦有大小麦穗之分,麦粒疏密之分。有无麦芒及麦芒长短之分。其币背面双旗图之旗缨有稍长者,亦有稍短者;旗缨末端有贯通者,亦有间断者。由于双旗二百文曲缨版铸造者颇多,粗制滥造者不在少数。因此出现了多种因机具故障或工人疏忽大意而产生的凹凸板、阴阳版等特殊版式。双旗二百文铜元是民国时期四川铜元中唯一镌写英文的铜质货币,由于制模雕版工匠文化水平的缘故,在地方军阀私自设厂铸造的双旗二百文铜元内,还出现了多种英文错误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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