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铜元铸行的独特历史背景

    如果说前清时四川铜元的铸行尚能遵旨而行，那么到了民国时则钱法大乱了。民初，各省区军阀拥兵自重，造钱币权大都把持在督军或军阀手中，他们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换多种手法，采用减重和加大面值等方式，滥发无度，把已混乱的钱法推向深渊，四川省也毫不例外。民国元年(1912)，军政府上台伊始就改铜元成色为铜七铅三(清时原为铜九五铅五)，改当二十铜元重量为三钱(清时原为四钱)，并添铸当五十铜元，重五钱。为应军需，日产七千余串。民国2年(1913)8月，成都钱荒，军政府增铸当一百、当二百大铜元以维持市面，由于获利丰厚．自民国3年(1914)后，对当十、当二十铜元，不铸或少铸，主要铸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额铜元，清代制钱则多被销熔。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部闻讯后，曾饬令四川省民政厅长速命成、渝两地厂局，立即停铸当百、当五十铜元。但此时，四川境内军阀混战不停，各地催索铜元以应军需甚急，成渝两地厂局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又继续恢复当一百、当五十铜元的铸造。民国6年(1917)罗佩金、戴戡主川，完全停铸当十、当二十铜元。只铸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3种大面值铜元，总数突破5500万枚。民国8年(1919)，熊克武主川，曾在短时期内停铸当一百、当二百，只铸当五、当二十、当五十3种铜元。然时隔不久，又大量鼓铸当一百铜元。民国10年、11年的铸量均在一亿枚以上。民国13年(1924)杨森统治成都，更将重五钱八分的当一百改为二钱七分，俗称“小一百”。民国14年(1925)，邓锡侯控制成都造币厂后也采用减重手法，将原重七钱的当二百改为四钱，俗称“小二百”。于是，川中各地军阀纷起效尤，用滥铸“小二百”的方法攫取暴利。更有甚者，用收购前清当十、当二十铜元，直接压上当二百字样，权作二百文使用。仅成都造币厂从民国14年到17年铸造的小二百铜元就达552亿枚之多。小二百投放市场后，群众深感不满，但慑于军威，又不得不用。在邓锡侯势力统辖范围内还可勉强流通，在黔军统治的重庆和川东就不能流通。为此，邓锡侯曾积极支持刘湘出兵驱逐黔军，收复重庆，并慷慨解囊，给刘湘小二百铜元48万串以充军需，随着重庆的攻克，小二百流人川东，此时的重庆铜元局在刘湘指示下也开铸小二百，小二百即流通全省。

   四川铜元中有待探讨的问题

    由于史籍记载不全或有关文字资料已佚，加之铜元铸行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战乱频繁，内忧外患，故很多铜元的铸行年代及背景已无从考证，只能通过不断的分析论证和仔细搜寻相关资料确定，相当一部分的疑难问题只能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了。

    (一)四川铜元的先驱——宝川局机制方孔钱“光绪通宝”究竟铸于何时?铸量多少?当时的制钱冲压模具是由国外提供，还是由国内自制？

    (二)大清铜币中心川丙午十文近年已发现有黄铜质地者，据分析系试机币．中心川丙午二十文有否黄铜质地者?铸地亦待考。

    (三)大清铜币中心川滇二十文实际铸量有多少7为什么外径普遍大于中心川二十文？

    (四)“光绪元宝”当三十铜元准确的铸造日期及铸量如何?目前关于此币说法甚多，哪种较为可信? 

    (五)民国15年(1926)与19年(1930)边铸“川”字当百背“生活过高”铜元铸主及铸地，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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